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中国饭碗

改革与时俱进，机制创新为种粮人减负

一部新中国粮食发展史也是农村改革史。通过一次次改革，农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改变了农村面貌

中国农业博物馆四号展厅，有一尊三足青铜圆鼎，一米高的鼎上铭记了历代田赋变迁。这尊“告别田赋鼎”是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2006年铸造的，就在这一年，中国实行2600年“皇粮国税”的历史宣告终结，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甩开包袱的种粮农民，从此阔步前行。

一枚1981年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如今在收藏品市场上可以卖到几百元，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有多重要。那个年代，没有方寸大小的粮票，有钱也买不到粮。1955年，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各地发行使用。作为计划经济的特征，在使用票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年代，不仅粮食、食用油，甚至买糖、蛋糕、肉、鱼等都必须使用票证。

改革开放后，经营制度的调整对于生产力、土地产出的促进作用始于小岗村。“过去一大二公影响了农民投工投劳，而大包干让土地释放出了增产潜力。”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所研究员刘合光分析说，通过家庭承包使得农业生产中高昂的监督成本内部化，重构了农业生产的微观组织基础，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农业生产力，很快解决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短缺问题。

“菜篮子”“米袋子”，都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中国的改革丰富了人们的饭碗和餐桌。今天，站在北京日吞吐3.6万吨蔬菜水果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大门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个亚洲最大的蔬菜水果交易市场在1985年还只是新发地村的“土市场”，几辆三轮板车就是货架。新发地市场创始人张玉玺回忆说，1985年，北京放开了肉、蛋、菜等5种农产品的价格，同时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新发地村的菜农们开始在村口摆摊卖菜。

随着农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让曾经紧俏的粮票风光不再。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对已经实行32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改革。从此粮油等农产品由统购统销转向价格“双轨制”。1992年10月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1993年，北京市宣布取消粮票。至此，粮票彻底退出流通，定额定量供应的计划配给制成为历史。市场化改革解除了计划经济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从1993年至1998年，粮食产量连续跨越了几个台阶。

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国家对农村税费和农业补贴的改革紧锣密鼓。取消农业税，意味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取”到“予”的转折。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回忆说，2004年起，国家对种粮农民开始粮食直补，同年启动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陆续增设了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这构成了中央财政支农4项补贴。到2013年，农业“四补贴”达1700亿元，10年间提高了11倍。据专家测算，如按“四补贴”资金计，农民平均每生产1斤粮食，国家补贴达0.14元。

机制创新始终伴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进程。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种粮农民呈现老龄化和兼业化，农村留守的多是老人、妇女，小孩，农村种田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人称“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谁来种地”成为粮食生产必须直面的问题，也需要经营体系相应作出调整。2014年，中央提出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2016年，中央又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个重大制度创新。

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农民合作社日渐成为提高粮食产能的有效途径。江西省定南县岭北镇大屋村种粮大户李金明就尝到了合作种粮的甜头。他联手村里的6位种粮大户，成立了乐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统一良种、技术、机收和销售，节本增效明显，社员年纯收入较之前增加了20%以上。对社员来说，合作经营不仅产量得以提高，就连市场话语权也变强了。

目前，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217.3万家，经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近60万家，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36.9万个，土地经营权流转比例达36.5%。如今，逐步形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复合型农业经营体系。当有能力有意愿务农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谁来种地”在农业经营体系改革中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