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安徒生故乡如何写就农业“新童话”

　　独特的合作社文化

　　生产期间,社员可以从合作社专属公司优惠获得良种、农业机械及技术指导等。收获后,合作社专属公司负责收购产品并集中加工销售

丹麦农业推广机构“食品国家”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信任与合作是丹麦农业发展的要素。

丹麦农场90%以上都加入了一个或多个合作社,而合作社最活跃的形式就是建立专属的专业公司。例如,“丹麦皇冠”就是养猪农民合作社所拥有的公司。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组合,合作社把分散的家庭农场经营融入整个产业链,实现大规模分工和分业生产,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

生产期间,社员可以从合作社专属公司优惠获得良种、农业机械及技术指导等。收获后,合作社专属公司负责收购产品并集中加工销售。

与一般股份制企业不同,合作社所属公司采用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由全体社员(股东)“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社员代表,再由社员代表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由社员代表大会集体讨论决定,董事会拟聘的专职管理人员也需要由代表大会审定。

以Friland为例。这个以发展有机猪养殖为目标而成立的公司,目前在全国拥有800名左右的股东。Friland董事会有10名成员,包括6名股东代表。比尔曼要与社员及其代表保持定期沟通。如果延森等股东对合作社的工作不满意,他们可以直接找社员代表反映,也可以打电话或面对面与比尔曼沟通。

除帮助社员以较优惠的条件获得农资外,Friland还设有专门咨询机构为他们提供生产指导和技术支持。公司与丹麦动物福利协会共同出资(双方各占股50%)成立研发部门,制订出一套严格的有机生产规则,并指导农场主如何正确搭建有机猪场、如何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投放合适的饲料、如何科学管理成猪猪舍等。

在销售方面,Friland会定期向养猪农场主发送市场价格,帮助养猪农场主了解行情变动,并指导他们对生产规模进行调整。

公司还设有行情监控部门,研究价格走向。比尔曼坦言,公司只是按照数量而不是固定价格来收购生猪,所以一旦农场主出现经营亏损,公司也无力为其提供补偿和资金支持。但遇到这种情况,公司管理层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日子肯定不好过。

除了合作社,产业链其他环节间的合作也不容小觑。事实上,研究人员、公司、公共机构及大学间的合作是丹麦农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这种独特的合作文化为农业创新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从技术熟练的农场主到大学里的酶学家都能把他们的创意提出来。

　　来自政府的“推、扶、监”

　　在全方位的监控下,农场主违法的成本相当高。一旦被查出问题,轻者产品质量被降级,重者吊销生产者执照,且终身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丹麦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优渥的自然条件,离不开独特的合作文化,更离不开政府的推动、监管和扶持。

首先是“推”。近年来,丹麦政府在可持续利用、增加原料来源、提高竞争力、发展粮食生产、促进出口等多个领域制订了数十项行动计划。这些措施着眼于创新农业环境监管利用方式,因地制宜地推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扩大农产品出口,帮助农场主应对农产品价格低迷困境,有力地提升了丹麦农业的竞争力。

此外,政府还投巨资于农业科技及新产品开发。据统计,丹麦全国90%以上的农业研究经费源于政府投入；政府还补贴农业教育,农民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接受专业教育；此外,政府还为地方性农业咨询机构提供补贴和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等服务。

其次是“扶”。在充分保证农业合作社发展民办民管属性的基础上,丹麦政府对于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但这些帮扶并非“一竿子到底”,而是要在充分调动农民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给予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以帮扶,其落脚点在于增强合作社发展的民办民管属性。

最后是“监”。丹麦政府对农产品生产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以养猪业为例,农场每年至少接受一次定期检查,以及若干次随机抽查。

据延森介绍,每年政府监管部门都会派人来检查他的农场,有时他们会提前打电话,有时则是突击检查。每次检查时,延森都要立即拿出兽医的诊断记录,要有抗生素使用次数的明确记录(丹麦规定小猪仔和养殖中的成猪在成长期只能使用一次,超过则需移至传统养殖场),且这些记录必须是数年连续的,不能间断。

丹麦对养猪和屠宰的监管主要由环境食品部下属的丹麦兽医食品局具体负责。食品局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介入整个产业链。每个农场主都会在专门的系统中登记,养殖和屠宰过程可追溯,最终加工出来的香肠和鲜肉也可识别来源,确保一旦出现问题能快速追查。

在全方位的监控下,农场主违法的成本相当高。一旦被查出问题,轻者产品质量被降级,重者吊销生产者执照,而且终身被列入“失信”黑名单,损失巨大。